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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左云县 16万白羊儿女吃不上“放心肉”
  • 追踪 2019-07-04
  • 作者: 法治在线

  • 来源: 网络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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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坐落在南关村废弃砖厂庞四的屠宰场 悠悠万事,民生为先。两不愁三保障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直接关系脱贫攻坚战质量。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也是人民大众的基本生活需求,更是实现小康生活伟大梦想的必经之路。



 


坐落在南关村废弃砖厂庞四的屠宰场


悠悠万事,民生为先。“两不愁三保障”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直接关系脱贫攻坚战质量。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也是人民大众的基本生活需求,更是实现小康生活伟大梦想的必经之路。然而,山西省左云县老百姓却反映,左云县16万人吃不上放心肉,全县猪肉都是出自一个无证的黑屠宰场,检验检疫也形同虚设。无保障的“黑”猪肉成了16万左云人民的无奈选择,愁吃肉在左云县并不是一句笑谈。


屠宰场管理混乱,“放心肉”不放心!


说起生猪屠宰场,随便问一个左云人都会告诉你,“南关砖厂庞四那个”。说的就是坐落在左云县云兴镇南关村东南废弃砖厂的大同市永丰肉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庞全有,外号“庞四”。据了解,屠宰场原来设在左云县城内,一直都是左云县唯一的屠宰场所。后来由于城市发展和改造,于2015年搬至南关村的废弃砖厂内,离左云县左卫古城墙不足千米。


据了解,由于国家近年来打击私屠滥宰的力度加大,居民不得私自屠宰生猪自用或出售,只能在拥有资质的指定场所屠宰,庞四的永丰屠宰场搭上了政策的顺风车。庞四自己并不收购活猪,只是利用场地和6名工人提供屠宰服务,利用屠宰资质坐地收钱,在当地俨然成了名人。


记者调查发现,左云县有5伙人长期利用屠宰场进行屠宰,一般是在前一天下午将收购来的活猪运到屠宰场(应该进行的生猪检验据说从来没有过)。第二天一早,没有健康证和相关职业技术资质的屠宰场工人就将活猪进行屠宰加工,加工好的猪肉经动检人员盖章后(只是盖章,并没有按要求做相关检测,记者在盖章后的猪肉上亲眼发现有淋巴的存在),经营者将盖有动检章的猪肉发往各零售商铺,然后通过遍布县城的水产门市流向了左云人的餐桌。庞四屠宰场外墙写着“全面实施放心肉工程,让全县人民吃上放心肉”的标语,却将“黑”猪肉送上了左云人的餐桌。吃肉安全困扰着左云16万白羊儿女。左云人如何能够放心吃肉成了一大难题!


 


墙上的放心肉标语并不能让老百姓放心


蹊跷的“变形记”和讳莫如深的屠宰许可证


记者通过企业工商注册信息查询发现,大同市永丰肉制品有限公司注册于2002年6月12日。2014年经过多次变更,法人代表变成了吴成,并于2015年将地址由左云县云兴镇北环路88号变更为左云县云兴镇南关村(东南废弃砖厂),2018年5月31日,吴成等人退出,法人变更为庞全有、郭志强等人。然而,据当地人透露,早在屠宰场搬迁之前,庞四便已经在经营该屠宰场。据了解,永丰屠宰场的实际持有人为庞全有,当地人称庞四,在县城西街经营着一家水产门市。后来却不知道什么原因,从吴成手里接手了一直经营不错的永丰屠宰场(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与其当时在朔州市某临近县政府任要职的侄儿庞某有关,其中可能与吴成存在利益交换)。


记者调查发现,庞四的永丰屠宰场规模较小,场内设施简陋,相关配套设施也不齐全,占地、卫生、环保、排污等根本不符合国家开设屠宰场的相关规定。据知情者透露,在屠宰场搬迁时,左云县畜牧局王升局长曾经专程带庞四等人外出考察过,并对其提出了规模和基础条件的要求,但庞四并未按要求建设,导致新址建成后由于不达标一直无法完成验收,大同永丰的屠宰证等相关行业许可证件一直无法完成变更,现在永丰屠宰场属于“无证”屠宰,只是当地监管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这种情况的存在。


记者随后多次前往左云县畜牧局了解情况,6月10、11、12日连续三天,记者都未见到王升局长,办公室人员只说其早上来单位后便下乡了,去了哪里不知道,墙上张贴的通讯录电话居然提示为空号。记者辗转从别处获得王升电话号码,但多次拨打都无人接听,发信息也没有回应。记者试图询问屠宰场相关手续问题,左云县畜牧局居然无人能给个明确答复。大同市永丰肉制品有限公司屠宰许可证是否存在未变更使用的情况?在屠宰许可证等相关证照不符的情况下,该企业是否可以开展业务?我们不得而知。该企业营业执照上明确标明: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屠宰场将污水直接排入水源保护地


2019年6月10日,记者前往左云县生态环境局了解该企业排污情况,局长陈新说,屠宰场手续齐全,环保环评手续也已经通过验收,近期还办理了排污许可证,屠宰场也有污水处理设备,虽然处于水资源保护区内,但是不会存在违规排污的情况。记者提出要看看相关资料,陈新局长却说局里没有,排污许可证也是市局发的,县生态环境局不管。对于村民反映的将污水倒入地里的情况,陈局长称,那是净化后的好水,是绿化和灌溉用的。


 
司机正在将污水抽入罐车,准备运往地里倒掉


 




触目惊心的倾倒现场,远远的就可以闻到恶臭味


 


司机正在现场倾倒污水,周围全部是耕地


南关村村民却跟记者透露,实际情况却是屠宰场每天都用水罐车将生产后的污水拉至附近的地里倒了,两个倾倒位置都离屠宰场不远,一个在南边,一个在北边。经村民指点,记者找到了这两处排污点,离着很远就有一股恶臭扑来,地面乌黑一片,大量草木已经枯死,有部分还没有来得及渗干的低洼处,依然可以看到夹杂着血液、毛发、碎肉块和粪便的污水。两处山沟内已经无法落脚,散发着浓浓的臭味,周围植被大量被毁坏。


6月11日下午4点多,经村民指点,记者发现屠宰场的排污车运了一车污水从场内出来了。跟随拍摄发现,司机轻车熟路的将车开入南边的地里后,直接打开阀门,将一车的污水直接排入了地里,此过程持续近30分钟左右,然后又将倒空的车开回了屠宰场。整个过程丝毫不顾及周围地里劳作的村民,村民也敢怒不敢言。据村民透露,原来屠宰场将污水直接排入了河道内,由于正好处在路边,恶臭让人无法通行。经过多方协商后,屠宰场就将污水排到了这两处离路边较远的地里。由于庞四在左云势力很大,村民们也只能敢怒不敢言。


记者随后连线大同市生态环监局了解得知,即使是由市局核发排污许可证,也必须由县局陪同验收后才能通过,企业日常排污也应该由县局负责监管。一个常年将生产污水排入耕地里的企业,环保局长却为其遮掩欺瞒记者,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然而,这样的事情却偏偏就发生在了山西左云县,发生在了生态环监局陈新局长的办公室。


要实打实解决“三不愁两保障”突出问题


随后,记者从辗转左云县县多部门,自然资源局确认庞四确实拍走了南关砖厂0.527公顷建设用地,云兴镇政府也表示该屠宰场应该有手续,但具体情况还需要去畜牧局了解,镇政府没有企业相关资料。绕了一大圈,对于大同市永丰肉制品有限公司的生猪定点屠宰手续是否存续,依然还是没有明确答案。多部门推诿,主管部门躲避,是否存在不可言说的内情?多部门为一个企业打掩护、遮盖子,却置百姓生命安全于不顾,显然存在极大的渎职和腐败行为。


据了解,2018年引起全国范围恐慌的“非洲猪瘟”,左云县东周窑煤矿养猪场便是重灾区,大量被感染的生猪焚烧后深埋处理,并波及左云县所有的养殖户。左云县两个多月不允许宰杀生猪,很多人家数月都不敢吃猪肉。食品安全是人民生活保障的最基本底线,“两不愁三保障”也是脱贫攻坚,实现小康的根本道路,谁碰触了这个底线,必将引起人民群众的极大不安。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特别强调,要“实打实地研究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左云县16万民众吃不上放心肉一事,是“不愁吃”的突出问题。左云县相关领导应该引起重视,切实从保障民生的立足点出发,解决好人民群众吃肉难的问题。


行路之难,在于末端。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攻坚克难的关键一年。现在距离目标越近,越不能松懈,要一鼓作气,找准着力点,啃下硬骨头,交上满意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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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解答2019年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重点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2月22日电 (记者李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局员刘岱近日接受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视频专访,解答2019年纪检监察机关在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腐败和作风问题方面的工作重点。

刘岱介绍,过去的一年里,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扎实有效推进,中央纪委会同国务院扶贫办在陕西延安召开深化专项治理工作推进会,中央巡视机构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问题导向,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和监督调查处置力度,纠正和查处了一批扶贫领域突出问题,有力保障和推动了脱贫攻坚工作。全年共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13.1万件,同比增长169%,处理17.7万人,同比增长174%。

针对下一步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如何推进,刘岱表示,2019年是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攻城拔寨的关键节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听取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的部署,深入推进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高度关注影响产业项目扶贫、对口帮扶以及扶贫工程推进等问题,以作风攻坚促进脱贫攻坚。继续以“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为重点,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找准扶贫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精准施治。

刘岱指出,对于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中发现的问题,督促有关党组织严格整改落实到位。对于信访受理、日常监督检查发现和相关部门移交的问题线索,加大督查督办、直查直办和通报曝光力度,对问题线索集中的县市区开展重点督办,对发现的倾向性、普遍性问题督促开展以案促改,从而进一步激发各地区各部门决战决胜的精神状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针对民生领域专项整治的重点,刘岱表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将聚焦群众痛点难点焦点,从具体人、具体事着手,着力解决教育医疗、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在整治工作中强化问题导向,坚持分类逐项推进,压实两个责任,坚持群众身边问题靠身边党组织解决,督促各级纪委监委特别是县级纪委监委把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腐败和作风问题放在突出位置,深入排查调查,做实做细日常监督巡察,及时推动问题解决。对于民生领域典型问题,加大督促办理和通报曝光力度,对查结的问题线索进行抽查复核,对失职失责的从严问责,把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基层延伸,覆盖到“最后一公里”。

经过一年强势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行百里者半九十,2019年到了“船到中流浪更急”的关键时期。对此,刘岱表示,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提出三个“严查”,要严查基层干部违纪违法行为,严查黑恶势力“保护伞”,严查“村霸”、宗族恶势力和黄赌毒背后的腐败行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将进一步加强与政法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充分发挥监督监察专责机关的优势,执纪执法贯通、有效衔接司法,畅通监督举报渠道,深入排查案件线索,持续加大提级办案、异地交叉办案、上下联动办案、联点包案、追责问责的力度,做到靶向施治、精准打击、打伞破网、除恶务尽。积极推动各级党委切实落实主体责任,督促相关职能部门认真履行日常监管职责,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坚决铲除基层腐败和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以正风反腐惩恶的扎实成效,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追踪 2019-02-22

江西一干部带3名亲属去景区要求免票 被处分

前不久,江西省九江市纪委监委通报了柴桑区中华贤母文化园管理处主任梅秀伟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利用职务影响要求景区免门票费的典型案例。

经查,2018年10月4日,梅秀伟携3名亲属赴湖口县石钟山景区旅游,利用职务影响要求景区免门票费。在接受组织审查期间,梅秀伟不如实交代违纪问题,与湖口县旅游总公司经理王玮及其他人员互通信息进行串供,对抗组织审查,违反政治纪律。

2018年10月,梅秀伟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补缴了门票费;王玮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其他涉案人员分别受到诫勉谈话处理。

事件回顾>>

一行4人在电话安排下未购门票顺利进入景区游玩

“近期,省、市纪委监委下发文件,严禁党员干部利用职务影响要求景区免费安排游览。‘十一’黄金周马上就到了,你们不仅要自觉遵守廉洁过节有关要求,还要抵制其他党员干部的类似行为。”2018年9月底,柴桑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专程来到中华贤母文化园景区,对管理处主任梅秀伟进行节前谈话提醒。

“您放心。文件通知已经收到,你们这次又特意上门提醒,我们一定传达到位,执行到位,坚决杜绝此类现象。”梅秀伟回答道。随后,他召集景区检票人员开会,对文件精神进行了传达,并就节日期间严守纪律提出了要求。

然而,组织的提醒对梅秀伟而言不过是耳旁风。身为景区负责人,他要求下属不得为其他党员领导干部免门票,自己却在外出游玩时,动起了这个歪心思。

“明天上午我带几个亲戚去石钟山和鞋山景区看看,这个门票……”2018年10月3日,梅秀伟出游前联系了湖口县旅游总公司经理王玮。

其实,几张门票花不了多少钱。梅秀伟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一是贪点小便宜,二是虚荣心作祟,想在亲戚面前显摆一下,图个面子。

中华贤母文化园与石钟山景区是友好协作单位,梅秀伟与王玮彼此熟悉。接到梅秀伟的电话后,王玮当即应允免票。此时此刻,纪检监察人员的节前提醒早被两人抛诸脑后。

次日,梅秀伟按照计划,携其亲属驾车抵达石钟山景区,在王玮的电话安排下,梅秀伟一行4人未购门票顺利进入景区游玩。看着亲戚崇拜的目光,梅秀伟忍不住有几分自豪。

查处经过>>

用更多谎言来掩饰谎言指使他人提供虚假情况

“你们上午的行踪被市纪委监委察访组发现了!”离开石钟山后,梅秀伟携亲属继续前往鞋山景区。途中,他接到了王玮通风报信的电话。


追踪 2019-02-13

房租抵扣个税房东慌租客更慌?权威专家解释来了

当几千万工薪族开始向税务局申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时,一场潜在博弈已经开始。

这几天,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都被要求尽快填写申报个税抵扣信息,但其中问题重重。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认为,当务之急是相关部门尽早出台过渡性政策,比如对出租房屋租金在一定额度内的收入免税,从而降低征纳双方风险,稳定市场上对减税降费的预期。

相关税负被指太重种类太繁琐

很多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反映,自己向房东索要其身份信息,但遭到拒绝,房东以提交信息后可能被征税为由,规劝租客不要申报个税租金扣除,甚至有房东还表示如果进行扣除就要租客退房。

施正文向记者介绍说,对于个人出租住房征税来说是有难度的:

第一,个人出租住房覆盖面很广,很多人都出租住房,而且涉及到直接向自然人征税,需要自己进行申报,没有单位扣缴义务人,突破了我国现行税收征管不直接向自然人征税的体制;

第二,税收机关征管能力不够,再加上在经济下行之前我国长期经济高速发展,税收收入增长较快,税收机关很容易完成收入任务,对于难征的部分就忽略了。

"正因如此,就出现了租赁市场没有纳税的习惯。"施正文说。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剑文看来,目前(房屋)租赁市场纳税意识有待提高,是因为房屋租赁市场是出租方主导的市场,如果缴纳税款的话,就会出现把税款转嫁,放到租金里面的情况,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需求就会妥协,这在现实中很普遍,主要原因还在于人们的税法意识不强。如果是买方市场的话,这个时候就会不同。

那么,为什么业主不愿意抵扣?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主要有几点原因:

首先是税高。

据张大伟介绍,目前出租房屋分几种:大部分是可以按照5%的综合征收率计征税款,但未来是不是会找补旧账对于业主来说依然非常担忧。即使按照5%算,一套年租金10万的房屋,税费也有5000元。而租户抵扣的个税其实节省一个月也就100元左右。

不过,对此,施正文向《法制日报》记者分析说,在个税法修订及配套法规制定过程中,其实也考虑到了住房租金申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难度。从现行相关税收制度来看,对于个人出租住房相关的税种都有优惠政策。

"比如个人所得税,财产租赁收入税率是20%,但是个人出租住房的租金收入适用10%税率,降低一半,正是考虑到征收难和税负重的问题;个人住房租金缴纳增值税,按照5%征收率的基础上减按1.5%来征,也是很大的优惠;对租金收入征收房产税正常按12%的税率来缴,但个人住房出租按4%来缴,降低了3倍;个人出租住房免征印花税,这些其实都是减免优惠的,而且力度也很大。"施正文对记者说,与此同时,一些地方的税务部门为了简化征管,会设定一个综合征收率,不同省市和地区的差异较大,有的省市个人出租房屋税收综合征收率低至4%。

此外,张大伟还提到一点房东的顾虑便是业主怕租赁行为被记录后,未来税更高。原来税务机关可能不掌握房东的房租收入情况,通过纳税申报后,房东的房租收入就会被记录。

"按照目前来看问题在于个人出租住房相关的税负太重,涉及税种太繁琐,大部分公民都不了解,也很难弄清楚,这给遵从税法带来了困难。但是在税收政策完善的前提下,个人出租住房交税是必要的,还要严格规范征收。"施正文说。

"租户申请房租专项扣除,房东表示拒绝将房屋出租给租户,或是涨房租以作为房东交税的补偿,双方在这样一种矛盾和冲突下,会有风险问题。"刘剑文向记者进一步解释说,这里风险是说对于承租方而言会增加租金的问题,对于出租方会增加出租的成本,更会涉及违反税法追究法律责任的风险,在双方都有风险的情况下,对整个出租市场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未来还要进一步改革优化税制

如何让租客顺利享受租金抵扣?成为了目前焦点问题。而在这其中还有更多的问题亟待厘清。

在施正文看来,从长远发展来看,房租收入纳入征税范围是大势所趋,也是我国完善税制、建立合理税收秩序所需要的,"个人所得税在我国未来会越来越发展,租赁收入属于纳税人公民财产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通过住房这个不动产取得的相应收入是财产性收入。首先要鼓励人们通过劳动取得劳动性收入,其次也要鼓励人们通过资本、财产获得相应的财产性收入,所以未来租赁收入将会成为公民重要的财产性收入,依法纳税是实现税收公平所必须的"。

需要一个过程--这也成为了刘剑文关于房租收入纳入征税范围,实现按规定交税的看法。之所以需要一段过程,刘剑文认为,首先与整个社会税法意识的提高有很大关系;其次在目前房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政府如果有廉租房的话,也会影响租赁市场,"这就需要税务机关出台尽快出台一些过渡的政策,比如说对于出租房屋的租金可以在一定的额度内进行免税,这样双方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也可以稳定市场上对于减税降税的预期"。

不过,施正文也提出,依法纳税得以很好实行的前提是税法应当是合理的、公平的,"比如关于租赁的税收规定。对于将来个人出租住房收入要不要交税,要不要严格地执行,一定要对现行个人住房的税收政策、税法的规定要进行梳理、调整和完善,将征管执法和法律政策的完善统筹考虑"。


追踪 2019-01-08

张扣扣杀人案8日开庭 知情人士回忆两家30年恩怨

2019年1月8日,张扣扣故意杀人、故意毁坏财物一案即将于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由于张扣扣在此前的庭前会议上表示,若法院不对庭审进行直播,他将在庭审中保持沉默,本次庭审将全程图文直播。

发生于2018年除夕的血案,及其背后绵延22年的仇怨,让此案成为舆论的焦点。而网络上的众多"演绎"情节,更让杀害了三个同乡的张扣扣有了"复仇者"的称号,然而,在张王两家恩怨的旁观者眼中,网络上的种种传言似乎有点"戏多"。

"现在的人,颠倒黑白,胡说八道"

2019年1月6日上午,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来到张扣扣案发生地陕西汉中南郑区王坪村,我们到达村委时,这里正在举行扶贫会议。经历了当年整个事件发酵过程的村支书,为我们讲述了张王两家30多年的恩怨。

现任村支书的王先生,早在80年代就在王坪村担任村长,他本人与张扣扣家有着远房亲戚的关系,张扣扣的参军,最早也是来源于他的建议。对于张王两家的恩怨,可能最有发言权的就是他。

当我们提及网络上对此案的种种揣测,他的不满情绪溢于言表。采访中,他不断用独有的陕西腔重复这句话:

" 他们胡说八道,颠倒黑白。"

据王先生讲述,张王两家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

80年代前后,王家陆续做过承包村中稻谷加工厂及生猪贩卖的生意,而在此过程中,在张扣扣案中被杀害的王自新曾陆续邀请张扣扣的父亲张福如参与经营工作。同处贫困村,张王两家的这种交集,是典型的邻里和睦的标志。

" 那个时候他们关系非常好。"

坐在火炉边的王先生对纵相新闻记者这样说。

两家关系的转变发生于90年代早期,王先生回忆说:"那个时候王家做贩猪生意,在和张家合伙了一年多以后,就不带张家了,两家人就有点生分了。"

在此之后,张家与王家又陆续发生了几次龃龉。在公开报道中,1996年王正军故意伤害致死案,有两家存在"宅基地纠纷问题"的表述。而在该案的相关文书中,又有"汪秀萍(张扣扣母)过往与被告人王正军之母杨桂英关系不睦"的表述。

在张扣扣案发生后,接受央视采访的张福如则将两家的矛盾归结为稻谷加工厂承包问题上:"我交给他家先包,明年我再包……他们包后挣到钱了,不让我包了,女的(妻子汪秀萍)心里不舒服。"

对于王福如的这种说法,在村中工作多年的王先生无法认同。他说:"这个加工厂早在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前,就是委托王家管理的,那个时候还是挣工分。"

说起这一段千头万绪的故事,王先生和同在村委的几位村干部都不胜唏嘘。而这些家长里短的琐事最终却引发了肢体冲突并导致人命案的发生,同村人更是无不震惊。在感叹当事双方的不理智的同时,王先生也对汪秀萍的作风毫不讳言。

" 她的脾气太大了,同村人都怕她,遇到事情能从外面追着你骂,坐到你家里骂人。"

在1996年汪秀萍被故意伤害致死一案的公开资料中,有汪秀萍"朝路过的王富军吐唾沫"的表述。

对此,熟知汪秀萍性格的王先生表示并不奇怪。他说:"她平时就会骂骂咧咧的,知道她的都躲着她。"

" 他(王校军)算什么官,他就是个接电话的!"

随着张扣扣案被热炒,22年前的旧事不断被提起,其中最为引人"遐想"的细节,就是张扣扣的姐姐张丽波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声色俱厉的这句话:

" 很多人出来做的假证,你知道为什么吗?人家当官,在农村就是谁当官我向着谁说话,这是一个事实,假如说我爸爸当官,老百姓都向着我们说话。"



追踪 2019-01-08

杀12人强奸50人 40...

在英国《自然》杂志2018年度影响世界的10大科学人物榜上,芭芭拉·雷凡特榜上有名,她利用开源的DNA数据找出了1970~1980年代犯下数十宗性侵、杀人案的"金州杀手",而这是信息时代大数据的功劳。

金州杀手

金州杀手的名字是约瑟夫·詹姆斯·迪安杰洛,是加利福尼亚州一名前警察,现年72岁。他涉嫌在20世纪70~80年代至少杀害12人,强奸50人,以及犯下数十起抢劫案,但警方一直无法抓到他。

由于无法破案,美国作家米歇尔·麦克纳马拉为这名凶手起名为金州杀手。麦克纳马拉承认,给凶手起这个名字有点夸张,名字听起来太迷人了,好像是一位好莱坞明星,这让人感到有点不悦。但是随着对案件调查的深入,麦克纳马拉越来越觉得这个绰号其实很恰当。

其实,除了金州杀手外,迪安杰洛在落网前还有很多名字或外号,如东区强奸犯、午夜跟踪者等。他作案时一般戴头套、手持利刃或手枪,专门对在独立屋内熟睡的单身女性或者夫妇下手。如果是对夫妇下手,他会先制伏丈夫,将他绑上并在其背上堆上碗碟,威胁如果碗碟倒了就将他们都杀掉,随后强暴女人。

在媒体报道的发酵作用下,金州杀手引发的恐惧,甚至从美国蔓延到欧洲,很多人认为金州杀手比1880年代英国的"开膛手"杰克还要凶残。1888年8月7日至11月9日间,"开膛手"杰克在伦敦东区的白教堂一带以残忍手法连续杀害至少5名妓女。

而且在作案期间,凶手多次写信向警方挑衅,但后者束手无策,一直抓不到对方。直至今天,"开膛手"杰克仍然是欧美人印象中恶名昭彰的杀手之一。

2016年,麦克纳马拉去世,她的丈夫和同事把她在杂志上发表的关于金州杀手的故事和建立的"真实犯罪日志"整理成《我将在黑暗中消失》,于2018年2月出版,一度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首位。

麦克纳马拉等人的报道让美国公众持续关注这个案件,也迫使萨克拉门托县警方一直不懈地调查,并在2016年成立了专案组对金州杀手一案进行信息整合,集中加州的警力破案。

同时,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还建立了一个网站,悬赏5万美元搜集嫌疑人的信息,当时对金州杀手的描述是:白人男性,身高接近六英尺,头发金黄色或浅棕色,体格健壮,年龄在60岁到75岁。

基因大数据破案

今年已经70岁的雷凡特,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遗传家谱学家,主要利用家族系谱进行亲子认定、身份鉴定方面的工作。此外,她还是一家非营利机构--搜寻天使的一名志愿者,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指导和教会被收养者利用DNA寻找亲生父母。

芭芭拉·雷凡特

雷凡特在搜寻天使的工作受到警方注意。2015年3月,圣伯纳汀诺县警方向她发出一封电邮函,希望她利用DNA鉴定协助追踪一位被绑架孩子的亲生父母。

考虑到帮助被绑架孩子寻找亲生父母的重要性,雷凡特推迟了手上的其他工作,马上利用DNA资料进行搜寻,不久就成功找到这名当年被绑架的女孩的亲生父母,附带的成果是侦破绑匪案并逮捕了凶手。

此后,雷凡特声名大振,被加州康曲柯士达县退休犯罪实验室主任荷尔斯注意到。2017年3月荷尔斯写信询问她,是否注意到几十年来都没有破案的金州杀手,并告诉她,如果她愿意,这封信就作为正式的邀请函,请她加盟追踪金州杀手。

雷凡特犹豫了很长时间,追凶固然是一件有益社会与提升自己名声的机会,但又是一个大坑,弄不好就会陷入其中爬不出来。经过半年的考虑,雷凡特以志愿者的身份,在2017年10月正式加入追踪金州杀手的行列。


追踪 2019-01-03

“实验室毒品”芬太尼跨国之旅:包装成快递运输

2018年11月29日,40岁的柳华(化名)出现在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此前,他因为涉嫌制造、贩卖毒品罪在看守所里蹲了近一年,一头黑发已然花白。

柳华合成并售卖的物质叫芬太尼,是一种强效镇痛药。据财新网报道,北京时间2018年12月2日,中美两国元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晤时专门提到了这种物质。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发布的声明中称,"中国同意将芬太尼指定为一种受控物质,这意味着向美国出售芬太尼的人将受到中国法律规定的最高刑罚。"

据《纽约时报》报道,2016年,美国有6.4万人因药物滥用死亡,主要由芬太尼及其类似物引起。2017年10月,为应对包括芬太尼在内的阿片(罂粟)药物滥用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全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对此,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与反恐怖学院副教授包涵表示,芬太尼类物质是一种"实验室毒品",中国对其列管工作早已启动多年。国内正规厂商生产的芬太尼,从制造、运输到临床使用,每个环节都受到严格的管制。"那些流通到国外的芬太尼主要通过各地的地下代工厂制成,之后走私出境。"

柳华等人涉嫌的案件,被认为是中美合作破获的第一起芬太尼毒品走私案。在法庭上,包括柳华在内的9名被告人均承认制造、贩卖芬太尼的事实。

强效止痛剂芬太尼。 图/视觉中国

多名被告人表示,不知芬太尼为毒品

柳华案的线索来自美国。

邢台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的一名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2017月8月,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在调查一起跨国贩卖芬太尼的案件时,发现了一个网名叫做Diana的中国籍嫌疑人,在河北省邢台市开设了银行账户,并将这一线索传到了中国公安部。

经过侦查,邢台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21名,捣毁新精神活性物质销售网点2个、制毒加工厂1个,缴获芬太尼、卡西酮类、阿普唑仑等新精神活性物质共30余公斤,苯胺等制毒原料150余公斤。

2018年11月29日上午9点,案件在邢台中院一审开庭。9名被告人被带进法庭时,两名男性被告人戴着脚镣,旁听席上的家属在轻轻啜泣。

法庭上的柳华个头不高,瘦瘦的。在法庭上,他承认自己确实合成了芬太尼,也知道芬太尼是列管产品。但他认为列管产品不等于毒品,所以自己不是故意制毒。

不仅仅是柳华,其余被告人在庭上均表示不知道芬太尼是毒品,一些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芬太尼。比如经销商王喜(化名)说,他只在武汉一次展会上了解过芬太尼,知道国家对它有限制,但不知道它是毒品。一名在境外网站发布芬太尼广告的业务员则表示,老板说他们销售的是医药中间体,"他说就是感冒胶囊中间的那个东西"。大部分被告人表示,他们对芬太尼、对化学知识的了解,几乎为零。

对此,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药理学博士刘明对新京报记者表示,自己参加过一些芬太尼案件禁毒座谈会,会上讨论的案件有过类似情况。"比如一个化工厂,雇用了一些人来合成化学结构,做的也是订单式的生意。买的人可能知道是什么东西,卖的人可能都不知道他卖的是什么,不知道是毒品。"

法庭上的另一个争议点是,芬太尼一类的麻醉精神类药品具有药品、毒品双重属性,只有在脱离监管被吸毒者滥用时,它才能被认定为毒品。对此,柳华的辩护律师张雨表示,那些流向海外的芬太尼,去向已无从查明,因此不能被认定为毒品。

但公诉人认为,包括柳华在内的多名被告人在联系客户、邮寄快递时使用假身份,这说明他们明知产品将会流入非法渠道。

2018年12月17日,邢台市一小区门口。2017年11月,犯罪嫌疑人王喜(化名)在此被警方抓获。 新京报记者 付子洋 摄

致命芬太尼

李明(化名)是邢台市公安局桥西分局禁毒中队的工作人员,参与了柳华案的侦破。他至今记得2017年12月到柳华在江苏某市的制毒点现场时,初次接触芬太尼的情景。

在市郊的一座工业园区内,人去楼空的实验室里,堆着酒精灯、冷凝管、抽滤漏斗等化学器皿。实验室正中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堆纯度为80%的芬太尼。

一进门,李明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味道,10分钟后,他的喉咙开始发紧,"感觉像要窒息了,很恶心。"

李明后来才知道,芬太尼类物质的毒性很强。哪怕只接触到皮肤,也会渗透进毛细血管。"缉毒警察在侦破这类案件时,要穿防护服、戴防毒面具,"李明说,他当时只穿了便服,因此出现不适。


追踪 2019-01-03

广西梧州:失信公司再...

5月25日,家住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文庙街的李志辉女士致函有关部门反映称,2019年4月9日,她的丈夫王岭接受成都市宏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蔡某邀约,签订合同后到成都市宏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广西梧州恒大养生谷工程项目担任财务会计。4月17日晚上,王岭在该项目部临时办公居住处(月亮湖商务酒店)死亡。

       

 

事发一个多月了,广西梧州恒大养生谷承建方成都市宏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竟然回避客观事实,否认王岭与宏升公司的劳动关系,否认王岭从成都新都被派遣到广西梧州,否认王岭因工死亡基本事实。

 

在提交给有关部门的一份书面反映材料中,李志辉女士陈述了事情经过:2019年4月9日,我丈夫王岭(今年50岁)接受成都市宏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蔡某邀约,到宏升公司本部(成都市新都区蜀龙大道中段芙蓉名城生活广场4楼),签订用工合同(本次为续约,2012年-2016年有过劳动关系),岗位为宏升公司广西梧州恒大养生谷主体工程项目的财务会计,每月基本工资6500元和责任挂钩工资500元。

       
        

 

当日上午,由公司为王岭购买了从成都市至梧州市的动车票,公司总工李某述将订票信息截图微信转发至王岭及其妻子。由此,王岭正式接受了宏升公司的派遣。

       

 

4月14日早晨,王岭从成都市出发,晚上到达梧州市,由公司员工叶某陶接送到梧州市月亮湖商务酒店(宏升公司的恒大养生谷主体工程项目部临时办公居住处)入住,与宏升公司员工文某友同住一室。王岭的工作场所和休息住宿的场所完全重合。经查,王岭被成都市宏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派遣到恒大集团梧州养生谷工程项目工作,公司和项目部均未参加工伤保险和未按工程项目参加建筑业工伤保险。

 

4月17日,其室友文某友和项目经理文某加班,晚上11点左右(有的同事反映是10点左右,说法不一)回到酒店房间,发现王岭在601房间突发疾病死亡,经法医鉴定死亡结论为“猝死”(死亡证明以及医院病历出具时间已为4月18日00点19分)。2019年4月18日凌晨,家属接到宏升公司通知,于4月18日当晚赶到梧州市善后。

 

家属抵达后从龙城派出所领取王岭遗物,只有其生活用品,并未发现其它任何办公用品。宏升公司梧州项目部的人员收走了办公电脑、手工台账、财务单据等办公相关工具和资料,死亡第一现场遭到破坏,且员工统一口径后方才报警和抢救。后来家属在其箱子里,发现了两份空白的宏升公司材料购销合同。

       

 

当时成都市宏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梧州养生谷主体项目工程属于前期准备阶段,并未实施开工,工地上的办公和休息区还在搭建之中,事务繁忙杂乱,公司员工工作时间不固定,时常加班。事发当晚,公司梧州项目部员工在工地加班至22-23点。王岭由于财务会计的工作性质,暂时在月亮湖商务酒店办公和住宿,且完成财务工作需要材料员、库管等员工的配合(交接发票、应付款项支付、材料入库等),经常在晚上等同事加班后再进行台账登记或者向公司总部财务总监交流工作。4月15日早上6点多,宏升公司财务总监范某华在微信上对王岭的财务工作进行了安排;事发当晚即2019年4月17日19点37分-19点51分,王岭曾与宏升公司财务总监范某华进行2次长达6分半钟的工作通话(王岭与其财务总监只认识了几天,无其他任何私人关系)。

 

4月19日至4月21日,家属与项目经理文某等人员进行了三天数次的谈判,协商无果,当即家属与成都市宏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蔡某通电话协商,蔡某喊家属回成都市本部协商解决;5月8日和5月14日,在成都市新都区宏升公司本部,宏升公司授意法律顾问、律师回避客观事实,否认王岭与宏升公司的劳动关系,否认王岭从新都派遣到广西梧州,否认王岭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猝死”等基本事实。

 

至此一个多月来,广西梧州恒大养生谷主体工程承建方——成都市宏升建筑有限公司对协商解决毫无诚意,王岭父母妻女及亲属万般无奈到案发地反映情况,请求梧州市政府相关领导为民做主,依法妥善解决王岭工亡事件。5月20、21日,王岭家属亲友前往梧州市委、市政府反映情况,政府协调恒大梧州养生谷、宏升公司等相关部门人员进行调解,无果。梧州市委主要领导同志收到关于王岭工亡情况反映材料后,迅速签批给梧州市苍海新区管理委员会;5月23日,苍海新区管委会组织了座谈会。面对铁的事实,成都市宏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依然否认王岭与公司的劳动关系,否认王岭从成都新都派遣到广西梧州,否认王岭因工死亡基本事实,只愿意补偿5万元。三次调解座谈会议不欢而散,调解无果。至此,家属求助无门,束手无策,悲痛欲绝。

 

公开资料显示,成都市宏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是最高人民法院公示的失信公司,因劳动报酬被起诉5次,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被起诉6次,因民间借贷纠纷被起诉5次,这样一个问题多多的公司竟能获得广西梧州恒大养生谷工程的项目,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那么年轻的一个生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没了。面对铁的事实,成都市宏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依然麻木不仁,我行我素,矢口否认,天理何在!恳请上级领导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尽快查明事实真相,督促该公司尊重事实,承担其应负的责任,还死者一个公道!(李志辉)

 

来源:中新在线

追踪 2019-05-27

济南一银行副监事长诉...

 “我因反映本单位某些领导涉嫌违规违纪等问题,遭到打击报复,被剥夺工作权利,阻止副监事长履职。恳请上级领导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对我反映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落实,依法依纪严肃处理,并尽快恢复落实我的工作,维护我的一切正当权益。”近日,山东省济南农商行副监事长晓女士(化名)致函上级有关部门反映说。

       



 

在提交给上级有关部门的一份书面反映材料中,晓女士陈述了事情经过:我是山东烟台人,现住山东济南市历下区,1970年4月出生,汉族,工商管理硕士,主要反映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违规剥夺我工作权利,阻止副监事长履职。2011年11月,山东省联社党委任用我为济南农合行监事长,是副处级干部。2015年1月,济南农合行等三家机构组建济南农商行(为正处级单位),山东省联社在组建济南农商行班子时将我的“行政职级写为正科级”是人为错误,并且2015年1至10月没有给我安排工作。2015年11月,山东省联社任用我为济南农商行副监事长不上党委会无通知文件,而是组织“六人会议”定,其中丁某升坚决不让开党委会,并规定不让坐主席台,显然是对我投诉过他们进行打击报复。

 

2015年11月,济南农商行负责人马某军按照“六人会议”定我为济南农商行副监事长,并走监事会程序为副监事长(副行级非领导职务,档案记载及省联社书面答复)。自2015年至今,省联社不对副处副监事长管理考核,济南农商行不下发分工文件、不传文件、不通知会议等,违规剥夺我工作权利。

 

2018年11月,马某军给副监事长分工,在分工中将职务又人为错误写成“副行级待遇非领导职务”,“按照丁某升规定不让坐主席台”让我无法开会。不按副监事长职责分工,不传文件,不下发分工文件至今我无法工作。我是副处级干部至今任副监事长,无省联社任用通知文件,无分工文件,只按照通知列席监事会议。

 

其二,新官不理旧账,对干部的合理诉求不落实、不解决。2018年4月,我到中央驻山东巡视组反映被剥夺工作权利等问题(第51号件),6月份转办到省联社整改期间不与我见面至今不答复结果,至今不落实问题,不上党委会存在严重程序问题。2016年中央巡视组查处山东省联社资金中心小金库等严重问题,至今没有问责相关领导责任。

 

2018年4月以来,就“济南农商行负责人涉嫌渎职应追责,副监事长被剥夺工作权利无法履职”等问题,我先后八次书面向山东省联社负责人孙某连、人事部长张某反映,以“是历史问题不愿得罪人”为由,至今不落实、不解决,涉嫌不作为,违犯当前新官要理旧账及干部合理诉求要查处落实的国家政策。

 

其三,对我反映问题进行更恶劣的打击报复。从反映问题至今工作得不到落实解决,涉嫌滥用职权、违法违纪等问题得不到查处。因反映问题触犯了他们的权威,孙某连、马某军等操纵指使单位人员等恶化我的环境,不按照“党管干部”的规定,不按党委提名副监事长的任用程序,而是组织单位人员于5月22日暗箱操作选举职工监事的方式让副监事长落选,如此处心积虑地打击报复,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2019年5月18日晚上,我因长期心情受到压制,头疼失眠难忍,从晚上9点到12点开始向监事长发信息请假及交假条问题,济南农商行负责人马某军从不开通我手机打不通电话,监事长薛某波让通过办公室主任转给马某军请假,办公室主任传马某军的话说“工作忙不准请假,要请假算旷工”。我让办公室主任转给马某军信息“长期受到压制,严重头疼失眠到北京看病,因为无法工作才请假看病”。真是呼天不应叫地不灵,身心痛苦疲惫不堪!如今法制社会,何以如此!

 

因长期无法工作,自2019年2月14日至今,就“山东省联社及济南农商行某些领导涉嫌渎职、滥用职权、违法违纪及打击报复”等问题,我向省纪委监委反映12次,向省委组织部反映8次,向国家领导人反映多次并已转办到省纪委监委,因为渉事单位某些领导出面斡旋干预,至今尚无查处结果。以下是涉嫌存在的主要问题。

 

其一,对济南农商行负责人涉嫌渎职,至今不问责。2016年9月,李某雨涉嫌诈骗廊坊银行2亿元被移送公安机关,合伙作案企业大舜天成涉嫌假公章在济南农商行骗取贷款。案件发生后,省联社不按照规定采取对济南农商行负责人停职并配合调查的追责措施。

 

2016年9月李某雨案件涉案金额近30亿(主要是2015年涉嫌诈骗大庆农商行2018年到期票据近30亿),济南农商行负责人为了开脱责任斡旋拖延暴露,不向上级单位报送重大事项进展情况报告,致使大庆农商行在2016年末错过了向嫌疑人追偿信贷资金损失的最佳时机,近30亿资金被嫌疑人挥霍一空。至2018年6月三年票据到期后,大庆农商行才起诉济南农商行赔款近15亿的事实清楚。

 

其二,济南农商行于2015年初成立,按照《公司法》规定必须在2018年初换届,但超过16个月不换届,涉嫌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同时,省联社规定“班子成员换届年龄不足干满一届不再任用”,而济南农商行在2018年初换届有五位班子成员干不满一届,其中监事长档案是58岁,早已超退出副职领导岗位三年。

 

其三,山东省联社人事部对王某荣涉嫌涂改干部档案录用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原省联社人事部干部科长刘某勋(现提拔副处,任省联社淄博办事处副主任)将其妻王某荣档案改小5岁(改成1980年),作为新员工录入到济南农合行,并很快提拔为审计部长。同时,在近30亿重大案件调查期间,于2019年2月24日(周日),山东省联社负责人孙某连、人事部长张某违规突击提拔干部,且30亿票据诈骗案涉嫌省联社资金中心;并且违反《党章》规定,2016年期间设了八位省联社副主任梯次选拔后备人员;于2019年3月,组织全省农商行设置班子副职梯次选拔后备人员。

 

其四,2019年3月,山东省联社负责人孙某连、人事部长张某强行要求全省6万余名员工签署“员工行为管理授权书”,强行要求员工签署授权对家人、亲朋,资金、个人社会信息等多方面进行监控,涉嫌侵犯员工隐私。

 

其五,某些领导干部涉嫌存在受贿和生活作风问题。2012年期间,山东红帆集团有限公司(现更名红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济南润丰农合行天桥支行贷款一笔1900万元,时任某行长被指向该集团要回扣10万元,红帆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后派业务经理柏某到其办公室送了7万元。自2012年以来,该公司在济南农商行贷款1亿多,形成损失及巨额非法集资问题非常严重;青岛银监局领导王某某(已婚)、原山东省联社领导丁某某(已婚)涉嫌存在生活作风问题,被指分别与鲁某、宗某为情人关系。

 

其六,2014年期间,省审计厅审计发现,原济南农合行向已倒闭并已不向税务局交税的房地产皮包公司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近百亿,弄虚作假造成巨额信贷资金流失,至今没有追究原董事长郑某华涉嫌滥用职权的领导责任。郑某华涉嫌宋某瑄案件(已判刑)向光辉电子集团等利益输送被省纪委查实,至今没有问责。

 

其七,2019年3月20日,在没有听取董事会、高管层履职报告的情况下,济南农商行监事长组织监事会11人审议,强行通过《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年度履职评价报告》。全年指定一位监事参加董事会代替监事会履职,内控风险巨大;2019年3月20日,马某军在股东会上提议修改《章程》中多项重大事项中涉嫌弄虚作假,没有将修改《章程》草案具体内容告知监事会及全体股东的情况下强行通过表决,严重违背股东及监事会意愿,内控风险巨大。

 

中央领导同志反复强调,要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党的十九大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中提出“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再一次彰显出“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为此,一是请上级有关部门对我所反映的上述问题,包括山东省联社、济南农商行违规剥夺我工作权利,对我进行打击报复等问题予以关注,在查证落实的基础上,依法依纪严肃处理;二是督促山东省联社落实恢复我工作,应当的级别和待遇应给我。我是副处级干部,对我的任用省联社应走程序通知济南农商行落实程序。对我使用上的错误造成的影响要公开澄清说明,还我清白公道,并补发2015年应该发放的副处工资及身心受创的精神赔偿!

 

来源:凤凰资讯

追踪 2019-05-24

对群众有没有感情 是...

当前,在一些地方有个别的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对群众呼声置若罔闻,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对群众诉求敷衍应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的形象。近日,内蒙古锡盟西乌旗巴彦花镇宝日温都尔嘎查(村)村民穆民(化名)致函有关部门,反映个别党员干部对群众感情不够真挚甚至涉嫌违规违纪的一些情况。

       

 

在一份题为《对群众有没有感情,是检验干部宗旨意识的试金石》的书面反映材料中,穆民陈述了事情经过:巴彦花镇宝日温都尔嘎查(村)以下简称嘎查,“双承包”决定在嘎查留有饲料基地一万亩,在1984年按户承包给小组。多年来,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多方努力要回承包经营权无果。

 

在2017年撂荒一年的基础上,为了缓解草原压力,保护草原生态,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几牧户商讨种草,即2018年2月6日起,多次声明、公示,种草如有侵权行为,被侵权人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村民、村委会及政府等相关职能部门,都知晓几牧户种草行为,均无异议。

 

然而在秋收时,2018年10月14、15日,以镇领导斯日某某为组长,和20多名在职人员组成工作组,在没有政府行为书和法律授权强制执行书的情况下,带领多名不明身份人员,将正在作业的大型机器赶走,将燕麦草强制扣押出售,售草款不知去向。给予部分村民承诺(有证据),造成不稳定因素,给群众造成巨额经济损失,他们却以“多次做工作未能达成协议”为由损害群众正当权益。以上所列举事实,有相关部门执法记录仪、电视台录像全程跟踪拍摄,群众车载记录仪、电话录音及视频为证。如有不实,反映人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国家人社部主管的《中国组织人事报》曾载文强调,对群众有没有感情,是检验干部宗旨意识的试金石,是共产党人党性意识的集中表现。希望广大党员干部能够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不动摇,把密切联系群众的根本要求贯穿始终,为民尽责,为民担当,在服务群众的实践中增强爱民之心,树立富民之志。

 

来源:中新在线

追踪 2019-05-10

法律人建议——为何经...

不知道是法制落伍了,还是社会进步了,现在有些事、有些人,真的是象一首歌名:雾里看花,让人看不懂,真象、假象,谁是、谁非,民事、刑事、你管、我管,诸如此类,在明眼人看来是清清楚楚的事情,却偏要被有些人揣着明白装糊涂,只要事情在有些人手里,被左右那么一搅和,剧情就反转了,真还有点有些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这被社会公认的,几千年沉淀下来的社会伦理道德,常挂在小老百姓嘴里的公理、天理,是否依然安在,这属于哲学范畴的东西,领域,其界限是否己经模糊,含混,

 

一、谁是、谁非


在人民群众来看:此案的真象、假象;到底是谁是、谁非。

河南京港律师事务所受贵局办理的锦传花涉嫌诈骗罪一案,经锦传花的辩护律师,在仔细审阅了其亲属提供的相关材料,京港律师事务所在代理锦传花与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等人民间借贷纠纷民事诉讼案件时掌握的相关材料,以及向她本人了解本案的案情情况来看,所谓的锦传花涉嫌诈骗罪不能成立,更不能构成犯罪。

河南人张宜敬挂靠湖南建工,在郑州注册成立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下称中原分公司),其亏损盈利、债务责任,皆由张宜敬自己承担。湖南建工只在张宜敬营收的工程款中提取“管理费”。 但并没有向分公司拨付经营资金。为经营融资等需要,张宜敬又以其子张林的名义,注册了河南宜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宜达公司)。中原分公司与宜达公司,实际皆由张宜敬一人控制,不分彼此。而与湖南建工则没有半毛钱关系。

1、2007年4月28日中原分公司在银信典当行典当贷款500万元,于2008年11月14日,宜达公司用其在银信典当行取得的典当贷款300万元中的256万元,以现金转付方式偿还了中原分公司上述尚欠借款本金及息费256万元。原分公司在银信典当行典当贷款500万元至此全部还清,

2、2008年11月4日宜达公司向银信典当行典当贷款1300万元,由中原分公司、开封南洋开发公司为该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自2010年5月起,银信典当行即开始要求宜达公司清偿上述2277.072万元贷款本息及违约金,并要求中原分公司履行作为保证人的代偿责任。

3、经银信典当行的苏效越介绍,张宜敬认识了梁风雷、锦传花,并向二人提出了借款的请求。并以中原分公司作为借款人,自己作为担保人,与锦传花、梁风雷签订了3份借款金额都是600万元的《借款合同》。同时,宜达公司、张林、张琳芳、张彩霞作为保证人,与锦传花、梁风雷签订了与3份《借款合同》相对应的3份《保证合同》。

4、前一、二笔双方己履行义务还清帐务,第三笔借款相关情况:2010年8月11日,梁风雷向中原分公司汇出借款600万元,履行了作为出借人的义务。此即第三笔借款。

同日,中原分公司将600万元汇入宜达公司账户。

同日,宜达公司将600万元汇入银信典当行民权分公司账户,偿还其所欠典当贷款本息。

5、由于张宜敬等到期不能清偿,于是锦传花、梁风雷将张宜敬连同才担保公司、人一同告上法庭,请求各方履行清偿义务。张宜敬也在通知上签收回执时写道:“情况属实,保证尽快还款”。

6、湖南建工集团则向长沙市天心公安分局反映被锦传花、梁风雷诈骗,天心公安分局以湖南建工被诈骗为由,立案侦查,3月28日,长沙市天心公安分局对锦传花予以刑事拘留,现羁押于长沙第四(女子)看守所。

 

二、民事、刑事


谁来定;此案到底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适用于那款法律程序。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在张宜敬以中原分公司名义同锦传花、梁风雷发生涉案的借贷关系之前,张宜敬曾以宜达公司名义向银信典当行借款,由中原分公司担保,将所借款项用于中原分公司承建的工程业务,到期不能清偿,是各方基本没有争议的,也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事实。这是本案所涉借贷关系发生的背景、基础。

在此背景之下,对涉案的锦传花、梁风雷与中原分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是锦传花主张的是其与中原分公司之间的真实的借贷关系也好,是张宜敬方主张的银信典当行假借梁风雷、锦传花之名,让其“借新还旧”“走账”也行,都不应向锦、梁清偿,而应当与典当行“算账”,向典当行清偿也好,毫无疑问,这些都只属民事争议,法律人认为;而不涉嫌诈骗。

本案的事实,锦传花的借款也好,张宜敬的贷款亦罢,从张宜敬的“情况属实,保证尽快还款”, 签名并加盖了中原分公司财务专用章。 “同意近快还款”,并签名确认中可以看出,这借款都已成既成事实,双方都似乎没有争议。锦传花既已履约借出,那张宜敬也应履约还款,自古借款还钱,天经地义,无论是锦传花的主观状态,还是客观行为,抑或是事实后果,并没有任何一个方面符合诈骗罪的要件要求,认定锦传花涉嫌诈骗罪,实在无从谈起。在与中原分公司的借贷活动中,锦传花没有任何行为涉嫌诈骗,只是民事争议而已,

综上所述:湖南建工与锦传花、梁风雷之间,只存在民事争议(经济纠纷),而无涉显刑事犯罪。


三、你管、我管  


谁来评:此案属于湖南长沙天心安分局管辖、还是属于河南永城市人民法院管辖呢?

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虚假诉讼刑事案件由虚假民事诉讼案件的受理法院所在地,或者执行法院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本案,锦传花的住所地,在河南民权县城,不在湖南长沙天心安分局的辖区。锦传花并没有任何涉嫌在湖南长沙天心安分局的管辖区域内实施犯罪行为,也没有任何“犯罪结果”发生在湖南长沙天心安分局的辖区之内,根据前引公安部的规定,与这些事实,辩护人认为:湖南长期天心安分局对此案都没有明显的管辖权。

在锦传花提出民事诉讼之后,假如锦传花在民事诉讼中有虚假陈述、提供伪造证据等虚假诉讼行为而涉嫌虚假诉讼犯罪,根据该条规定,其也应当由受理民事诉讼法院所在地公安机关,即河南永城市的公安机关专属管辖,同样湖南长沙天心安分局也没有管辖权。

湖南长沙天心安分局既不顾实体上明显不能构成犯罪,程序上没有管辖权力,也不顾河南永城市人民法院正在审判,并有足够的能力避免犯罪行为的发生,也有足够的能力制裁虚假诉讼行为,而急于插手对本案以刑事案件为由进行立案侦查,并拘留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很明显有违刑法与刑事措施的谦抑性原则,而让人怀疑湖南长沙天心安分局是否有滥用侦查权力,干预民事司法审判,对湖南建工实施地方保护的怀疑。

   

四、法律人建议为何经常搁浅,置若罔闻


纵观中国的法治:到底是要法治?还是要人治?

根据锦传花正被羁押的现实情况,辩护人曾善意地建议对本案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1、依法撤销本案,释放锦传花。

2、其次,如果湖南长沙天心安分局仍然坚持认为锦传花涉嫌犯罪,需要继续侦查,则应依法对锦传花予以取保候审,以防止因错误认识而对锦传花采取强制措施的伤害结果进一步扩大,并将本案移送河南永城市公安局继续侦办。

3、再其次,湖南长沙天心安分局如要坚持继续侦办本案,也要严格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精神与时限,提请检察机关审查为否应当批捕锦传花,以此行为表明湖南长沙天心安分局对本案的侦办愿意,并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

而时至今日,锦传花依然被长沙市天心公安分局予以刑事拘留,羁押于长沙第四(女子)看守所里。

何为法,在有些人眼里,法治就是人治。只要在少数人管理的这一亩三分地上,我就是法,说你犯法你就是犯法,你说了不算。你不服又能怎么样!照样一铐子把你铐进局子。上级部门来查,嘴是两片肉,横说竖说都有理。县官不如现管,我有权,没理也能跟你整出个歪理!如此简单的一案,被人为的搞得如此复杂,看来这跟执法人员的法律知识,法律意识,对法律的理解,都无不有莫大的关系。所以,这一来二去,造成法律人的建议经常被束之高阁,置若罔闻,经常搁浅。这,也就不难理解了!

 

2019.5.7


 

关于锦传花涉嫌诈骗罪一案的初步辩护意见


长沙市天心公安分局:

 

河南京港律师事务所受贵局办理的锦传花涉嫌诈骗罪一案的犯罪嫌疑人锦传花之子崔博涵的委托,经崔博涵的同意,指派赵儒仓、王存伟二位律师,担任锦传花的辩护人。

2019年3月28日,贵局对锦传花采取刑事拘留措施,现押于长沙市第四(女子)看守所。3月29日,律师到看守所会见了锦传花,向她本人了解了本案的案情,同时仔细审阅了其亲属提供的相关材料及之前京港律师事务所在代理锦传花与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等人民间借贷纠纷民事诉讼案件时掌握的相关材料。

律师认为,根据了解到的案情,锦传花根本不能构成犯罪,贵局对其采取刑事拘留措施不当,且即使其行为涉嫌犯罪,依法也不应由贵局管辖。请求贵局依法撤销本案,释放锦传花,或者,立即变更强制措施,释放锦传花,并将本案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办理。

法律人还认为,维护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公平正义与基本人权,是司法、执法机关与律师的共同责任。为使恪尽辩护人职责,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助益贵局依法侦查本案,特发表本初步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了解到的本案事实

 

  (一)、关于湖南建工、中原分公司、宜达公司、张宜敬几者之间关系的事实

 

2004年,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下称湖南建工)在郑州注册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下称中原分公司),但并没有向分公司拨付经营资金,而名义聘请河南人张宜敬为负责人,实由张宜敬承包经营。湖南建工只在张宜敬营收的工程款中提取“管理费”。湖南建工提取“管理费”后,中原分公司的亏损盈利、债务责任,皆由张宜敬承担。张宜敬承包经营中原分公司,直至2011年12月。

    在张宜敬承包中原分公司期间,为经营融资等需要,又以其子张林的名义,注册了河南宜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宜达公司)。中原分公司与宜达公司,皆由张宜敬一人控制,不分彼此。张宜敬为经营中原分公司的建筑业务,时常以中原分公司名义,或以宜达公司的名义对外借款举债。而在资金使用上,中原分公司与宜达公司之间不分彼此,全凭张宜敬一人安排。


  (二)、关于中原分公司与宜达公司向银信典当行借款的事实


  商丘市银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银信典当行)的法定代表人苏效越与张宜敬相熟。在承包经营中原分公司期间,张宜敬曾先后以中原分公司和宜达公司的名义多次向银信典当行借贷,各次典当借款的详情如下:

   1、2007年4月28日中原分公司在银信典当行典当贷款500万元及其借用、支付、偿还情况:

   2007年4月28日,中原分公司与银信典当行签订《典当借款合同》,约定借款500万元(分三笔),当金利息及综合服务费计收标准:月2.4% 。典当借款期限:三个月。借款用途:用于湖南建工总公司在河南新乡等地承建的建设工程施工。

  (1)、500万元典当贷款借用情况:

   第一笔,2007年4月28日借用100万元。

   第二笔,2007年4月28日借用200万元。

   第三笔,2007年4月28日借用200万元。

  (2)、三笔典当贷款支付使用情况:

2007年4月28日交本次典当贷款综合费用 36万元,2007年4月29日汇入中原分公司账户164万元。2007年5月1日在民权县农信社取现金 300万元,合计500万元。

  (3)、三笔典当贷款还款情况:

   第一笔,2007年4月28日贷款100万元,于 2008年9月12日还款58.6万元,尚欠41.4万元

   第二笔,2007年4月28日贷款200万元,尚欠200万元。

   第三笔,2007年4月28日贷款200万元,于2007年10月15日还款200万元,已还清。

截止2008年11月14日,三笔典当贷款尚欠本金241.4万元,息费 14.6万元,合计:256万元。

2008年11月14日,宜达公司用其在银信典当行取得的典当贷款300万元中的256万元,以现金转付方式偿还了中原分公司上述尚欠借款本金及息费256万元。

2、2008年11月4日宜达公司向银信典当行典当贷款1300万元及其借用、支付、偿还情况:

2008年11月4日宜达公司与银信典当行签订《最高额担保可循环借款合同》,约定当金(贷款)金额:1300万元,当金利息及综合服务费计收标准为月2.7% ,典当借款期限以当票(借据)为准,借款用途为用于湖南建工总公司承建的开封东京大厦(中科大厦)建设工程施工。还约定,以宜达公司对开封东京大厦(中科大厦)项目享有的应收账款和房屋等财产权利;宜达公司对中原分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开封东京大厦(中科大厦)项目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等财产权利,为该借款合同提供财产担保。同时,中原分公司、开封南洋开发公司为该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1300万元典当贷款借用情况:

  第一笔,2008年11月14日借用300万元。

  第二笔,2008年11月14日借用300万元。

  第三笔,2008年12月29日借用500万元。

  第四笔,2009年2月19日借用200万元。

(2)1300万元典当贷款支付使用情况:

第一、二笔,2008年11月14日借用典当贷款300万元及2008年11月14日借用典当贷款300万元,两笔合计600万元的典当贷款的支付使用情况:

2008年11月14日,宜达公司用现金转付的方式偿还了前述中原分公司尚欠银信典当行典当贷款本息费256万元

  2008年11月14日,宜达公司用于支付其本次典当贷款300万元应付的综合费用24.3万元。

  2008年11月14日,宜达公司用于支付其本次典当贷款  300万元应付的综合费用24.3万元。

  2008年11月17日从民权汇入宜达公司账户 250万元。

  2008年11月18日从商丘汇入宜达公司账户45.4万元。

  以上支付使用合计600万元整。

  第三笔,2008年12月29日,借用典当贷款500万元的支付使用情况:

  2008年12月29日汇入宜达公司账户400万元。

  2008年12月29日,宜达公司用于支付其本笔贷款应付的综合费用13.5万元。

  2008年12月31日在民权现金存入张宜敬建行卡内60万元。

  2008年12月31日在商丘现金存入张宜敬建行卡内25.15万元,张宜敬支用现金13500元。

  以上支付使用合计500万元整。

  第四笔,2009年2月19日借用典当贷款200万元的支付使用情况:

  2009年2月19日汇入宜达公司账户 194.6万元。

  2009年2月19日宜达公司用于支付其本笔典当贷款应付的综合费用5.4万元。

  以上支付使用合计200万元整。

 (3)、四笔典当贷款还款情况:

  第一笔,2008年11月14日借用的300万元,于2009年2月11日偿还200万元,尚欠100万元

  第二笔,2008年11月14日借用的300万元,尚欠300万元

  第三笔,2008年12月29日借用的500万元,尚欠500万元。

  第四笔,2009年2月19日借用的200万元,尚欠200万元。

  以上四笔典当贷款合计1300万元,已还本金200万元,息费91.8万元,截止2010年8月4日,宜达公司尚欠银信典当行本金1100万元息费509.31万元,违约金(滞纳金)667.76万元,合计:2277.072万元。

  自2010年5月起,银信典当行即开始要求宜达公司清偿上述2277.072万元贷款本息及违约金,并要求中原分公司履行作为保证人的代偿责任。张宜敬为此而四处筹措资金,并与苏交涉,要求减免减免部分息费及违约金。经双方协商,银信典当行同意放弃违约金等477万余元,只实收1800万元。但是,张宜敬仍然难以筹措到还款所需要的资金。


  (三)、中原分公司向锦传花、梁风雷借款的事实。


  在前述背景下,经银信典当行的苏效越介绍,张宜敬向梁风雷、锦传花提出了借款的请求。此时,郑州弘润华夏大酒店借用梁风雷、锦传花的2000万元正要偿还,锦传花、梁风雷同意出借1800万元给张宜敬。因不能确定弘润华夏大酒店是否能一次性将款还回来,也不能确定是否能一次性将款出借给张宜敬,于是,张宜敬以中原分公司作为借款人,自己作为担保人,与锦传花、梁风雷签订了3份借款金额都是600万元的《借款合同》,。同时,宜达公司、张林、张琳芳、张彩霞作为保证人,与锦传花、梁风雷签订了与3份《借款合同》相对应的3份《保证合同》。

  2010年7月30日,弘润华夏大酒店将偿还梁风雷、锦传花的2000万元,转至中原分公司账户。

  2010年8月3日,中原分公司将前述2000万元中的1400万元,转向郑州旗建商贸有限公司账户(郑州旗建公司向银信典当行拆借资金,苏效越提出让银信典当行暂用该部分款项);将600万元,转向梁风雷借用的商丘银信达实业公司账户。同日,商丘银信达实业公司将该600万元,转入梁风雷的个人账户。

  第一笔借款相关情况:2010年8月4日,梁风雷向中原分公司汇出借款600万元,履行了作为出借人的义务。此即第一笔借款。

  同日,中原分公司将其所收梁风雷出借的600万元借款汇给了宜达公司。

  2010年8月5日,宜达公司将该600万元汇给银信典当行账户,偿还其所欠典当贷款本息。

  2010年8月6日,银信典当行向锦传花偿还前述经中原分公司账户借用锦传花、梁风雷的1400万元中的600万元。

  第二笔借款相关情况:2010年8月6日,锦传花向中原分公司汇出借款600万元,履行了作为出借人的义务。这是第二笔借款。

  2010年8月9日,中原分公司将600万元汇入宜达公司账户。

  同日,宜达公司将600万元汇入银信典当行民权分公司账户,偿还其所欠典当贷款本息。

  2010年8月10日,银信典当行经由银信达公司账户,向梁风雷偿还前述经中原分公司账户借用锦传花、梁风雷的1400万元中的600万元。

  第三笔借款相关情况:2010年8月11日,梁风雷向中原分公司汇出借款600万元,履行了作为出借人的义务。此即第三笔借款。

  同日,中原分公司将600万元汇入宜达公司账户。

  同日,宜达公司将600万元汇入银信典当行民权分公司账户,偿还其所欠典当贷款本息。

 (四)锦传花、梁风雷向中原分公司催还借款本息的事实及起诉中原分公司和湖南建工、宜达公司、张宜敬等人的事实

  前述4笔中原分公司向梁风雷、锦传花的借款期满后,中原分公司没有按约偿还,梁、锦曾多次向中原公司公司催要。2011年12月22日,中原分公司接到梁、锦的还款通知后,负责人张宜敬在通知上签收回执时写道:“情况属实,保证尽快还款”,同时签名并加盖了中原分公司财务专用章。2013年11月22日,张宜敬在接收还款通知后,签收回执时写道:“同意近快还款”,并签名确认。在向中原分公司催还的同时,梁、锦也向宜达公司、张林等人发出了催还通知。但,中原分公司与宜达公司等人都没有向梁、锦履行清偿义务。

因中原分公司与其他保证人都拒不还款,于2015年8月20日,梁风雷、锦传花将前述3笔借款,作为3起案件,以中原分公司、湖南建工、宜达公司、张宜敬、张林、张琳芳、张彩霞等人为共同被告,向永城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判决诸被告履行借款本息清偿责任。

  永城法院立案审理后,于2016年7月29日,分别作出(2015)永民字第3905号、(2015)永民字第3911号、(2015)永民字第3914号民事判决,判决支持梁风雷、锦传花所提让湖南建工承担清偿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同时判决张宜敬、宜达公司、张林等人,承担保证责任。但未支付梁、锦关于要求被告承担原告律师费的请求。

  永城法院的判决作出后,湖南建工向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以湖南建工与梁锦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等理由,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梁、锦的所有诉讼请求;张宜敬、宜达公司、张林,也提出上诉,称当时的资金流转,只是为走账,与原告并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要求依法改判;梁、锦则上诉,要求二审法院判决支持其律师费由被告负担的诉讼请求。

  在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上述案件期间,天心公安分局以湖南建工被诈骗为由,立案侦查,多次到银信典当行等处调取证据,并向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函,要求中止审理。2016年11月25日,商丘中院裁定对前述3案中止审理。之后,又将前述3案,发还永城市人民法院重审。目前,永城法院尚未重新判决。

  另,刑事诉讼方面,2019年3月22日,锦传花在河南民权县高铁站被警方留置,当晚送入商丘看守所。3月28日,长沙市天心公安分局对锦传花予以刑事拘留,现羁押于长沙第四(女子)看守所。


  二、辩护人关于当事人有罪与否的初步辩护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作为辩护人,以前述了解到的事实为根据,发表如下初步辩护意见。

 

  (一)锦传花的行为并不涉嫌诈骗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通常认为,该罪的基本构造为:行为人以不法所有为目的实施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受到财产上的损失。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使用欺诈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

首先,它要求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欺诈行为从形式上说包括两类,一是虚构事实,二是隐瞒真相,二者从实质上说都是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的行为。

其次,它要求欺诈行为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在欺诈行为与对方处分财产之间,必须介入对方的错误认识。如果对方不是因欺诈行为产生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就不成立诈骗罪。

再次,成立诈骗罪要求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之后作出财产处分。

最后,欺诈行为使被害人处分财产后,行为人便获得财产,从而使被害人的财产受到损害。

纵观本案,现在的情形是:

1、在主观方面,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锦传花在主观上有欺诈任何人的故意及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

2、在客观方面:锦传花没有向任何人捏造任何事实,也没有向任何人隐瞒任何事实;也没有任何人因锦传花的任何欺诈行为而陷入认识错误,从而向锦传花处分财产;更没有因任何人基于认识错误而做出的处分财产行为使锦传花取得财产;没有任何人因受锦传花欺诈而做出财产处分,从而使自己遭受损失。

本案的事实,无论是锦传花的主观状态,还是客观行为,抑或是事实后果,并没有何一个方面可以符合诈骗罪的要件要求,认定锦传花涉嫌诈骗罪,实在无从谈起。


(二)从各方在民事诉讼中的表现、陈述看,本案绝无成为诈骗案的可能。


贵局侦办的本案刑事法律事实,与永城市人民法院审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民事案件的民事法律事实,是完全竞合的。

在民事诉讼中,湖南建工在诉讼中针对锦传花提供的《借款合同》质证时称,《借款合同》形式上真实的,但“是张宜敬利用控制湖南建工中原分公司的便利,与出借人两原告串通”而形成的。假设其所述为真,在张宜敬系中原分公司负责人的情况下,他与锦传花“串通”,又焉来的锦传花对他欺诈,从而构成“诈骗”呢?

张宜敬与宜达公司方面,在民事诉讼中答辩称,锦传花、梁风雷之所以向中原分公司转款,是为了帮助解决宜达公司不能偿还银信典当行的典当借款而“走账”,双方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即使假设其所述为真,也可说明锦传花对张宜敬及其代表的中原分公司、宜达公司没有任何“欺诈”为行,更没有让其限入“认识错误”。如此,称锦传花涉嫌“诈骗”,又从何说起呢?

根据湖南建工与张宜敬方面的陈述,完全可以确定锦传花在提起民事诉讼之前,并无任何欺诈行为,使张宜敬代表的中原分公司方面陷入认识上的错误。从而不可能触犯诈骗犯罪。

锦传花与梁风雷向永城市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判决湖南建工等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时,没有向人民法院提供任何伪造证据,也没有任何人指责其伪造证据,相反,各方都承认其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如此,当然排除了其通过伪造证据而“捏造事实”的嫌疑。

如果我们再假设锦传花在进行民事诉讼时,向民事法庭作了虚假陈述。她是否可以构成诈骗罪呢?

辩护人注意到,早在2002年10月1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向山东省检察院作出《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时,即指出行为人以提起民事诉讼为手段,提供虚假的陈述、提出虚伪的证据,使法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从而获得财产的行为,称为诉讼欺诈,但不成立诈骗罪。

2018年10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17号)生效后,对符合该司法解释规定情形的“无中生有”的虚假民事诉讼行为,将被认定为虚假诉讼罪,也不会认定为诈骗罪。

总之,锦传花的涉案行为,无论是民事诉讼之前的签订合同、出借款项的行为,还是提出民事诉讼之后的民事诉讼行为,都无涉诈骗犯罪。


 (三)湖南建工与锦传花、梁风雷之间,只存在民事争议(经济纠纷),而无涉刑事犯罪。

 

中原分公司由张宜敬承包经营,自负盈亏。在张宜敬以中原分公司名义同锦传花、梁风雷发生涉案的借贷关系之前,张宜敬以宜达公司名义向银信典当行借款,由中原分公司担保,将所借款项用于中原分公司承建的工程业务,到期不能清偿,是各方基本没有争议,也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的事实。这是本案所涉借贷关系发生的背景、基础。在此背景之下,对涉案的锦传花、梁风雷与中原分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是锦传花主张的是其与中原分公司之间的真实的借贷关系也好,是张宜敬方主张的银信典当行假借梁风雷、锦传花之名,让其“借新还旧”“走账”,其不应向锦、梁清偿,而应当再与典当行“算账”,向典当行清偿也好,毫无疑问,这都属民事争议,而绝对不涉诈骗。

甚至,如湖南建工所称,是张宜敬与人“串通”将宜达公司对银信典当行的借款债务,通过涉案的虚假借贷行为,转到了中原公司的身上,辩护认为,也只是民事争议而已。因为,一方面,宜达公司与中原分公司本由张宜敬一人控制,不分彼此,另一方面,宜达公司向银信典当行所借款项是为中原分公司业务而借,用到了中原分公司的业务,而且中原分公司又是这些典当借款的担保人,在宜达公司不能清偿这些借款时,中原分公司作为借款的实际使用人、担保人本就负有向银信典当行清偿的责任。让中原分公司借款还债,理所应当。因中原分公司没有独立的民事责任能力,其开设机构,即湖南建工,为其承担清偿责任,乃是法律的规定,同时,也是湖南建工收取“管理费”的应付代价。因此,即使湖南建工最后真的被法院判决承担清偿责任,也不能认为是让湖南建工是被犯罪行为侵害了。所以,湖南建工为摆脱其民事责任,而与锦传花等人发生争议,也只是民事争议而已,而不涉及任何人以犯罪手段侵害其合法权益。

综合上述,辩护人认为,在与中原分公司的借贷活动中,锦传花没有任何行为涉嫌诈骗,贵局认定锦传花涉嫌诈骗罪,没有事实根据。

 

三、辩护人关于本案刑事诉讼程序的意见

 

首先,辩护人认为贵局对本案没有管辖权。

  公安机关的刑事管辖权应当依法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原则,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五条明确规定:

“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

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犯罪行为发生地,包括犯罪行为的实施地以及预备地、开始地、途经地、结束地等与犯罪行为有关的地点;犯罪行为有连续、持续或者继续状态的,犯罪行为连续、持续或者继续实施的地方都属于犯罪行为发生地。犯罪结果发生地,包括犯罪对象被侵害地、犯罪所得的实际取得地、藏匿地、转移地、使用地、销售地。

居住地包括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户籍所在地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

法律、司法解释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对有关犯罪案件的管辖作出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案,锦传花的并没有任何涉嫌犯罪行为在贵局天心安分局的管辖区域内实施,也没有任何“犯罪结果”发生在贵局的辖区之内,锦传花的住所地,在河南民权县城,也不在贵局的辖区。根据前引公安部的规定与这些事实,辩护人认为,贵局没有管辖权是明显的。

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虚假诉讼刑事案件由虚假民事诉讼案件的受理法院所在地或者执行法院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在锦传花提出民事诉讼之后,假如锦传花在民事诉讼中有虚假陈述、提供伪造证据等虚假诉讼行为而涉嫌虚假诉讼犯罪,根据该条规定,其也应当由受理民事诉讼法院所在地公安机关,即永城市的公安机关专属管辖,贵局更没有管辖权。

其次,贵局侦办本案有违刑事侦查的谦抑性原则,而有滥用侦查权力实施地方保护,干预民事司法审判之嫌。

 

  “刑法作为保障法,意味着刑法是法律规范体系的最后手段。也就是说,刑法是对不服从第一次规范所保护的利益或第一次规范难以保护的难以进行的带有强制力的第二次保护的规范”,“刑法从属于民法、商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领域,只有在其他法律制裁不足以惩治的条件下,才适用刑法”。因此,刑法、刑事措施、刑罚,都应当是谦抑的,在有可替代措施,替代解决方案的情形下,不应动用刑事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刑事程序、刑事措施的谦抑性原则,虽未以明白的文字表述于国我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中,但这却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如前所述,一方面,本案当事人明显没有犯罪的嫌疑,而贵局又明显没有管辖的权利;另一方面,湖南建工与锦传花等人的争议又在人民法院审理期间,湖南建工有专业的律师团队代理诉讼,即使锦传花主观上有通过诉讼实施诈骗的想法,客观上其也没有得逞的可能,诈骗犯罪的发生完全可以避免,且人民法院也有足够的法律措施制裁其虚假诉讼行为。贵局既不顾实体上明显不能构成犯罪,程序上没有管辖权力,也不顾人民法院正在审判,其有足够的能力避免犯罪行为的发生,也有足够的能力制裁虚假诉讼行为,而急于对本案立案侦查,刑事拘留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很明显有违刑法与刑事措施的谦抑性原则,而让人生出贵局在滥用侦查权力,对湖南建工实施地方保护,干预民事司法审判的怀疑。

三、辩护人对本案的现时处理意见

四、

根据以上认识和锦传花正被羁押的现实情况,辩护人对本案提出如下处理意见,敬请参考采纳:

1、最好,依法撤销本案,释放锦传花。

2、其次,如果贵局仍然坚持认为锦传花涉嫌犯罪,需要继续侦查,则应依法对锦传花予以取保候审,以防止因错误认识而对锦传花采取强制措施的伤害结果进一步扩大,并将本案移送永城市公安局继续侦办。

3、再次,贵局继续侦办本案,但要严格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精神与时限,提请检察机关依法审查为否应当批捕锦传花,以此行为表明案贵局对本案的侦办愿意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

 

   来源:中华新闻资讯网

  原文链接:http://www.zhonghuaxwzx.com/h-nd-74.html?tdsourcetag=s_pcqq_aiomsg


追踪 2019-05-08

单方毁约失诚信 据理...


“在一起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由于对方以欠付租金为由单方面毁约解除合同,给我方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几经诉讼屡受挫,维权之路坎坷多。恳请有关部门明察善断,秉公办事,以彰显法律的公平公正,维护我们的正当权益。”5月5日,家住北京海淀区唐家岭的乔彦明致函有关部门反映说。

       
       

 

2004年4月18日,海淀区上庄镇上庄村委会将其位于翠湖小区东侧、湖北路南的约80亩土地发包给本村村民魏某。2010年4月8日,上庄村委会与魏某和北京金翠湖农贸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流转协议(代合同)》。该协议约定,由金翠湖公司承包位于金翠湖小区东侧80亩土地,租期20年。该合同签约时流转丙方为乔彦明,2014年11月经上庄村委会和魏某同意,由金翠湖公司利用上述流转土地进行项目运作,同时上庄村委会、魏某、乔彦明均同意将流转协议丙方变更为金翠湖公司,但各方不再另行签订转让协议,由上庄村委会、魏某和乔彦明在各自持有的原流转协议丙方处加盖金翠湖公司公章。

     

 

在上述《流转协议(代合同)》履行过程中,魏某以“乔彦明作为接受土地流转一方经营该地块并欠付租金”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解除上述合同。乔彦明据理力争,但几经诉讼,却屡次受挫。申请人乔彦明与被申请人魏某因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年8月22日作出的(2017)京0108民初字22392号民事判决书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1月25日作出的 (2018)京01民终408号民事判决书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年5月30日作出(2018)京民申2348号民事裁定书。

      
      

 

2017年,海淀区人民法院对申请人乔彦明与被申请人魏某因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的一审中,原告魏某主张乔彦明作为接受土地流转一方经营该地块并欠付租金,但是其隐瞒了2014年11月北京金翠湖农贸有限公司已从乔彦明处受让该土地承包权这一重要事实,因此魏某对其所提供的流转协议中金翠湖公司已经加盖了公章没有向法院做任何说明和解释。而实际情况是,2010年4月8日三方签订合同时,由于金翠湖公司正在做公司变更,公章未下来,乔彦明先签的字,在公章下来后在三方合同上盖的金翠湖公司公章。

      
      

 

然而,本案主审法官李某某对于合同中如此明显和重要的细节却视而不见,庭审中没有对原告进行任何形式的询问或调查,同时并未核实魏某实际收到的承包费,就判令解除该合同,同时认定乔彦明已付承包费30万元,欠付承包费25万元。而在金翠湖公司提出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中,魏某承认收到了承包费50万元,该数额高于该案一审认定的魏某所收承包费,该土地承包费实际欠付额只为5万元。

 

在本案中,李法官对原告的送达程序上也存在严重问题。接手本案前不久,她已审理了乔彦明一起案件,知道乔本人的电话及经乔本人确认过的送达地址,并曾向该地址进行了有效送达。但李法官在本案中,却根据乔彦明在海淀法院另一案件中已确认不再使用的送达地址进行送达(该不再使用的送达地址是由海淀法院上地法庭的另一个法官提供的,乔彦明在金翠湖公司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中已经申请该法官回避),在该地址无法找到乔彦明时,李法官在已知乔本人电话和地址且曾联系过的情况下,却不再与乔彦明进行联系也不按程序进行公告送达,而是于2017年8月7日直接开庭。按照工作程序,对于上述送达情况,法官应在开庭前进行记录说明情况,但是直到本案开庭当日,李法官才对上述不正常的送达过程包括未进行公告送达的情况,做了一份十分简单的工作笔录。

 

期间,在2017年3月17日,北京奇想飞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北京金翠湖农贸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约定由双方共同利用金翠湖公司承租的海淀区上庄镇翠湖北路南侧、上庄路西侧的4.1864公顷用地,共同推动“三山五园文化创意园”的长期发展。

 

正当奇想飞航公司与金翠湖公司积极履行合作协议时,却被告知法院判决解除金翠湖公司与魏某和上庄村委会的协议,由乔彦明(实际为金翠湖公司)向魏某返还该块土地。奇想飞航公司法人代表郭正雄表示,该公司一向遵守法律,尊重司法,但金翠湖公司返还土地,必将严重影响该公司在该地块上正在顺利进行的三山五园文化创意园项目,极大地损害该公司的合法权益。恳请有关部门对此事予以高度重视,深入调查,审慎处置,并与法院进行沟通,以维护其合法权益。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提出新要求,强调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为此,恳请有关部门明察善断,秉公办事,以彰显法律的公平公正,维护我们的正当权益。(祁红娟)

 

来源:凤凰资讯

追踪 2019-05-08

南宁市纪委通报三起涉...


      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治国安邦的战略谋划、对人民福祉的深情关切、对执政根基的长远考量。2018年以来,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主动对标中央要求,坚决扛起主体责任,发挥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坚持扫黑除恶与惩腐打“伞”两手抓、两手硬,两结合、两促进,为惩腐打“伞”领航定向、凝心聚力,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各负其责、上下贯通、落实有力的生动格局。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惩治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作为落实“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作为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坚守职责定位,强化使命担当,坚持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挖涉黑涉恶腐败问题,彻查黑恶势力“保护伞”,以惩腐打“伞”的实际成效推动专项斗争打出声威、形成震慑。

      为强化警示教育,推动以案治本,近日,南宁市纪委通报查处三起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典型案例。


      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二大队原大队长韦圆勇充当涉毒犯罪人员“保护伞”问题。韦圆勇利用职务便利,与他人合谋帮助毒品犯罪嫌疑人逃避刑事追究,私自退回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被扣押的涉案车辆、黄金首饰等贵重物品,收受犯罪嫌疑人巨额贿赂。2018年10月,韦圆勇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治安大队原大队长黄皆涪充当涉赌人员“保护伞”问题。2016年8月至2018年2月,黄皆涪主持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心圩派出所全面工作以及担任高新分局治安大队大队长期间,默许程某某(已被判刑)等人在高新分局辖区内开设赌场,在群众报警和公安机关查处时,采用打电话或发短信的方式多次向程某某通风报信,并多次收取程某某给予的好处费,使得程某某等人顺利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2018年3月,黄皆涪受到行政撤职处分(从正科级降为科员),同年5月,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武鸣区宁武镇唐村村委会原主任李勇默许放纵他人敲诈勒索修路费问题。2015年以来,李勇默许、放纵唐村社会闲散人员罗某、梁某等人多次以村委名义组织群众,采取毁坏香蕉树、堵路等非法手段,阻挠在该村承包土地种植香蕉的外来种植户开展正常经营活动,逼迫外来种植户缴纳修路费、复耕费共计34000元。2018年9月,李勇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同年12月,李勇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通报指出,从以上3起典型案件可以看出,有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胆大妄为,收受贿赂数额巨大,帮助犯罪嫌疑人逃避打击处置;有的充当“保护伞”,为赌场开设人员通风报信,帮助逃避打击整治;有的对涉恶行为包庇纵容,甚至公然参与其中。这些问题严重破坏社会安定、侵蚀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影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必须依纪依法严肃查处。

     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切实增强政治使命感和责任感,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体责任牢牢抓在手中、扛在肩上、落在实处,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攻坚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立足职责定位,认真履行监督责任,督促推动同级党委和政府切实担负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体责任,进一步压紧压实政法机关的直接责任和职能部门的监管责任;要加大审查调查力度,严格执行“两个一律”要求以及深挖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责任签字背书制度,紧盯黑恶势力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重点岗位,紧盯涉黑涉恶案件,深挖彻查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问题;要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工作推动不力、有黑不打、有恶不除、群众反映强烈、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以及惩腐打“伞”不力的实行“一案三查”,严肃追责问责;要推动以案治本,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监督执纪问责以案促改、以案为鉴活动,强化通报曝光,持续释放“扫黑务必除伞、惩恶务必反腐”的强烈信号,为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来源:南宁市纪委监委)

追踪 2019-04-15

无故停发生活费 法院...


 “自2015年10月起,草街子社区居委会五居民组无故停发我的生活费,其行为严重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3月19日,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翠屏街道办事处草街子社区居委会五居民组居民邓知智致函上级有关部门如是说。

       

 

我叫邓知智,男,1980年4月出生,汉族,系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翠屏街道办事处草街子社区居委会五居民组居民,无职业。长期以来,草街子社区居委会五居民组将组里的门市等不动产出租,所得收益用于给居民发放生活费。我于1993年开始领取生活费直至2015年9月。自2015年10月起,草街子社区居委会五居民组无故停止发放我的生活费,其行为严重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

 

为此,我父亲及我本人多次找到草街子社区居委会五居民组组长何某伟及社区书记郝某银二人进行沟通,均遭到对方无理拒绝。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诉至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法院,依靠法律武器维护本人合法权益。

 

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于2016年4月13日下达(2016)川1703民初1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草街子社区居委会五居民组自2015年起对原告邓知智按本组其他集体经济成员同等对待,给原告邓知智按时足额发放生活费。之后的终审和高院民申均判我本人胜诉。

 

但时至今日,草街子社区居委会五居民组组长何某伟拒不执行各级法院判决,令我胜诉判决形同一纸空文。组里打着村民自治的旗号,就不执行法院判决,请问是国家法律大还是村民自治大?我们找地方有关部门不管,找法院强制执行,执行庭说没有标底金额无法执行。无奈之下,只有求助上级领导为百姓撑腰,督促其遵照法院判决执行,按时从停发之日起发放我的生活费,维护我的合法权益。(四川达州市:邓知智)

 

来源:中国法制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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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 2019-03-21

社会与法制:别让移民...


 


   社会与法制


                         别让移民安置成泡沫

 

      ——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东兴镇东兴社区异地移民遇到困惑引发的思考

 



本网讯(法制前线报道  记者文戈  姜峰  李蓝) 最近,记者走访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获悉:从大化、都安等县移居于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东兴镇东兴社区安置的几个村屯的群众,原本我们是想就其移民搬迁后到此陌生的地方生活十余年了生活都过得怎么样,以便从中感受我们党中央为让全国仍处于贫困线下的百姓们而采取的移民搬迁政策的战略意义。没想到我们一落脚,话题才打开,就有群众向我们大吐苦水。问题的焦点就在于移民安置点当初经过双方政府(被移民县与接受移民县)明确划定的农用土地,现在正被当地村民蚕食。到底情况如何?为此我们即找到几个移民队的队长,向他们了解事实的真相。

 


 接受我们采访的一队队长罗某,见到我们时二话没说,即领我们到他们队当年移民时政府依据有关文件规定划给他们的山地参观考察。我们随着他的行踪,爬行了大约半个多小时的山路。沿路两边尽是长着桉树和松杉苗木,漫山遍岭都是,大多都已成林。罗队长说这些都是他们的山林地,当年移民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划定好了,经过他们的十余年的开垦与护理,这些林木都长势很好,速成的小叶桉近年来已经成材砍伐变卖,移民因此也走上了致富路。但没想到,刚刚对致富有点自信的村民,近几年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却又让他们引发新的困惑。我们借机问道:“到底是什么问题引起你们的不安与困惑呢?”



对于我们的突然发问,罗队长陷入片刻沉默,然后说,走吧,到前面去,看了你们会明白。于是我们又随着的他的脚步,在弯弯曲曲的坡岭路上小心翼翼地挪步前行。最后来到一片被砍伐几尽的杉木林地。罗队长指着眼前这一大坡岭地被砍毁的林木说,这也是依据政策划分给我们的山地,这些林木都还未成材,可惜都被夭折了。说到这里,罗队长连连唉声叹气,显出一脸的无奈。我接着问道:“为什么是这样的?是被风雪吹倒压断了,还是急着用钱而提前砍下来变卖?”队长见我提的问题不着边际,略有不服的说道:“哪有这种笨人,树还没成材就砍?显然是被人为地砍了!”“是谁在做这些亏心事?不会是你们队里的人搞的恶作剧吧!”见我问到这里,罗队长这才把真实的话题端出来,我们的采访也就从这里走上正题——原来这一切都是当地原住居民挑起的!

 


罗队长告诉我们,自从上世纪末,我们响应政府号召,接受异地安置,从大化库区和被誉为“七分石头三分土”的都安县大兴乡山弄里搬迁到这里来,在这带安家落户的共有10多户,分为四个自然屯。罗队长自搬迁到这里以后即担任队长到现在。所以,明眼看着村民们异地安置后日子日渐地好转过来,对此他信心满满,不停地感谢我们党的好政策。但岂料意犹未尽,麻烦事即接二连三的向他袭来——那就是当地村民看不惯他们过上日渐变富的移民,面对着他们将这些过去原住民想都不敢想的穷山恶水眼下变致富林地,内心很是不甘,于是对着这些已经变更人主的山地垂涎三尺。早在几年前广西光种速成桉形成热潮的时候,当地村民知道其有经济价值时便对已经明确划分给移民的山地采取蚕食手段。而处于弱势的移民们,为了不与当地村民争强,也只能采取忍让的下策,以为让他们一点,他们会即可而止,哪晓得,你让一步,他们进尺,你让一尺,他们则进丈。最后,移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这才向当地政府——环江县东兴镇人民政府反映,请求下来调解他们与蚕食他们村的土地的当地村民的矛盾,这些村民就是同属一个社区的坡元上队、下队村民。

 


问题是反映上去了,请示解决移民村与当地村屯土地纠纷的请示报告也打过多次,镇政府的领导也曾下到现场考察了解过,其中最大的地方官就有镇人大主任。面对原住民蚕食移民土地现实,他也深知确有其事,但却拿不出任何处理办法和方案,问题就这么一直拖着下来,以至于坡元村的村民更加有恃无恐,因而接下便有更多的原住民参加到蚕食移民村法属山地的队伍来。至今为止,移民的四个村屯,其土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受到当地村民的蚕食,因而移民与当地村民因土地纠纷而产生的裂痕,其裂缝只能越来越大。原本择邻而住、随遇而安的愿望正在渐渐化为泡影。

 


罗队长说到这里,指着眼前这片已经被砍毁的岭地说:“你们看,前面这些坡地已经全给他们种上了小杉树苗。再往左边看,那已经长成林的杉树,是当地村民强行占领后种上的杉树,都长得那么高、那么密了,没有七八年的时间是不可能长到这样的高度。”由此,可以推断,移民与当地村民的土地纠纷一事,不可能是近几年的事了,而是由来已久。

 


不止这里,罗队长接着又领着我们走到另一个坡地边,这里有水田、有旱地,也有林地。其中林地已经有一部分被当地村民占据后,毁掉移民先前种有的树木,然后种上他们自己的杉树苗,其土坎边培的泥土都还是新新的。可见,当地村民对移民的法属领地并非仅占到此即止。作为弱势的移民们,尽管一次次地向当地政府反映、请示,却始终得不到政府一个满意的答复,对此他们只能是一脸的无奈。心里的苦水,也只能向记者一吐为快。

 


采访结束,我们告别罗队长和移民们,他们对于我们的告辞,依依惜别的样子,从他们的眼神里,我们知道他们对我们寄予的希望是多么的大。然而,作为媒体记者,我们的职责,对于不公正、不公平的强行霸道行径,我们是不能保持沉默的,但我们的能力又有多大呢?显然,我们深知他们内心的困惑,也想借我们这支笔,将他们的苦水腾倒出来,伸张一下正义,但我们这胳膊能扳得起手头掌握大权的当地政府的官员吗?这也是我们的一点困惑。


 

作为职责,我们将此次采访到的情况,如实地披露出来,希望通过我们这一媒体平台的发送,当地政府看到后,能引起反思,并采取必要措施,调解好移民与当地住民的矛盾。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一生就是以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为人民造福作为宗旨,现在问题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你还有犹豫、甚至还想回避,这能算是人民的公仆、当地百姓的父母官吗?这个问题是不是很棘手,是想解决但又不好解决,还是不肯、不愿、不敢解决?可能几种因素都有。


 

但我们认为,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你有心、有意、有情想要解决问题,没有解决不了的。毛主席那句老话说得没错:“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对罗队长以及移民们反映和请示的问题,我们真诚的希望东兴镇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分管移民工作的公仆们认真反思一下你们的工作。要记住,异地移民安置扶贫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时刻关注的心事,二0二0年要在全国全面实现脱贫这个攻坚战必须要打赢,谁都不得有半点懈怠,别让移民安置成为泡沫!

 




采访后记:

“黑恶势力是社会毒瘤,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侵蚀党的执政根基。”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对扫黑除恶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咬定三年为期目标不放松,分阶段、分领域地完善策略方法、调整主攻方向,保持强大攻势。要紧盯涉黑涉恶重大案件、黑恶势力经济基础、背后‘关系网’‘保护伞’不放,在打防并举、标本兼治上下真功夫、细功夫,确保取得实效、长效。”黑恶不除,则民不安、国不宁。作为移民,更需要得到当地党和政府的关怀!

2018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民有所呼,必有所应。

平安,是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基本要求。黑恶势力是危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毒瘤,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顽疾。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公安部党委部署要求,全国各级公安机关把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一把手”工程主抓,紧紧围绕“一年打击遏制、两年深挖根治、三年长效常治”的目标要求,下重手、出重拳,向黑恶势力发起了一轮又一轮凌厉攻势,“扫”出了清风正气、“扫”出了朗朗乾坤。

将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紧密结合,全国公安机关深挖严打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拍蝇打伞”成为打赢这场战役的重要举措。

   “党中央部署在全国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除了写一些文字,我们还能为移民老百姓做一些什么?!同时,我们迫切希望当地政府尽快解决移民老百姓心中面对的现实难题。



追踪 2019-03-20

扫黑除恶 | 关于扫...



雷厉风行除黑恶 标本兼治护长安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点赞公安机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显著成效

“黑恶势力是社会毒瘤,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侵蚀党的执政根基。”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对扫黑除恶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咬定三年为期目标不放松,分阶段、分领域地完善策略方法、调整主攻方向,保持强大攻势。要紧盯涉黑涉恶重大案件、黑恶势力经济基础、背后‘关系网’‘保护伞’不放,在打防并举、标本兼治上下真功夫、细功夫,确保取得实效、长效。”

黑恶不除,则民不安、国不宁。

2018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过去一年来,全国公安机关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好,以专项斗争主力军的昂扬姿态,强化责任担当、积极主动作为,狠抓落实、主动出击、攻坚克难,打准打狠、依法铲除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黑恶势力,深挖查处了一批黑恶势力“保护伞”,有效整治了一批治安乱点,有力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大局的持续稳定。

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人民公安报融媒体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就公安机关在过去一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举措与成效与代表委员们广泛深入交流,聆听他们的切身感受与见闻,倾听他们对公安机关持续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良好想法与建议。

民有所呼,必有所应

扫黑除恶扫出清风正气和朗朗乾坤

民有所呼,必有所应。

平安,是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基本要求。黑恶势力是危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毒瘤,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顽疾。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公安部党委部署要求,全国各级公安机关把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一把手”工程主抓,紧紧围绕“一年打击遏制、两年深挖根治、三年长效常治”的目标要求,下重手、出重拳,向黑恶势力发起了一轮又一轮凌厉攻势,“扫”出了清风正气、“扫”出了朗朗乾坤。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一年来,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安定有序,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

扫黑恶、打村霸、整行业、治乱点,甘肃省兰州市公安机关打掉涉黑涉恶团伙及村霸56个,抓获犯罪嫌疑人452名……全省人民群众安全感达92.84%,这是甘肃在过去一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取得的优异成绩。

“甘肃省社会治安状况较以往有明显好转。兰州公安机关始终把打击矛头对准群众反映最强烈、深恶痛绝的黑恶犯罪,成效卓著。”作为资深律师,同时又是生活在兰州的市民,全国人大代表、公安部党风政风警风监督员、甘肃省律师协会会长尚伦生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老百姓的安全感、幸福感大大提升,有这样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环境,应该感谢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的牺牲奉献、辛勤付出。”

扫黑除恶成效如何,人民群众感受最深刻。

“扫黑除恶,大快人心!”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副镇长、田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羊风极与记者交谈中多次为扫黑除恶点赞。

作为农村基层干部的羊风极,以往时常能见到黑恶势力欺行霸市、干扰基层政权、扰乱社会秩序甚至违法犯罪情况发生。海南公安机关勇于担当、强力出击,打掉了一批黑恶势力犯罪团伙,海南省社会治安情况明显好转。

“今后,我将继续带领基层群众与‘村霸’、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的黑恶势力作斗争,积极检举揭发涉黑涉恶等违法犯罪活动,为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工作营造平安稳定的社会环境。”羊风极信心满满地告诉记者。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既要牢记“一切为了人民”这个宗旨,也要用好“一切依靠人民”这个法宝。

辽宁省丹东市林业资源丰富,个别把持农村基层政权的黑恶势力犯罪分子抓住这一“发财”机会,垄断资源,偷伐林木,赚取暴利。丹东市公安机关全警动员、全员参战、全面围剿,2018年共侦破涉黑涉恶案件48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57名。

“丹东公安机关扫黑除恶工作力度强、战果丰、影响大,得到百姓认可和赞誉。”全国人大代表、丹东农科院研究员王作英表示,“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力支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挖彻查,争做扫黑除恶的宣传者,积极发动身边群众支持公安机关工作,主动检举揭发黑恶犯罪线索,为建设平安丹东做出表率和贡献。”

号令即出,动若风发

扫黑除恶凝结着公安民警的牺牲奉献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

从打黑除恶到扫黑除恶,一字之变,意味着专项斗争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彰显了党中央有黑必扫、除恶务尽,切实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坚强决心和信心。

号令即出,动若风发。

2018年,全国公安机关坚持以“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的要求,从严惩处,打早打小,始终保持对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全力维护政治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安宁。全年共打掉涉黑组织1292个、恶势力犯罪集团5593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79270起,缴获各类枪支851支,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621亿余元……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明显增强。

这些成绩凝结着广大公安民警的无私奉献和牺牲付出。他们满腔赤诚、疾恶如仇,面对黑恶势力斗智斗勇、毫不退缩,不少民警英勇负伤,更有20位民警牺牲在扫黑除恶第一线,是他们用宝贵的生命守护了万家平安。

“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离不开公安民警的无私奉献,正是他们的辛苦付出才换来百姓们的安定祥和,大家非常感动。”全国人大代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纳金乡塔玛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格桑卓嘎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西藏自治区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扎实推进各项打防工作,扫黑除恶效果明显。公安机关卓有成效的工作,公安民警的忘我付出,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底。

“感谢广大公安民警用忠诚奉献守护万家灯火,用鲜血生命浇筑起祖国西大门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疏附县托克扎克镇党委副书记、良种繁育场党支部书记、场长崔久秀动情地告诉记者,“我和农场老百姓共同的感受是,我们的家乡,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和谐平安,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美好。”

将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紧密结合,全国公安机关深挖严打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拍蝇打伞”成为打赢这场战役的重要举措。

“党中央部署在全国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副会长祁志峰向记者表示,过去拍卖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欺行霸市、强拍强卖和利用极端手段获取利益的行为,陕西省西安市公安机关始终坚持露头就打、快侦快破、快捕快诉,形成了强大震慑力量,现在拍卖行业黑恶势力不复存在,行业发展稳定有序。

利剑出鞘,雷霆万钧

在攻坚之年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推进

行百里者半九十。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既是攻坚战,更是持久战。

“牧民放牧更有底气了!”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洪格尔高勒镇萨如拉图雅嘎查党支部书记廷·巴特尔告诉记者,由于草场面广人稀,牧民们在放牧过程中难免会遇到黑恶势力骚扰。锡林郭勒盟公安机关对扫黑除恶工作高度重视,集中力量打掉了一批袭扰牧民的黑恶势力犯罪团伙,治安环境好,社会稳定,农牧民们没有心理负担,大家一心发展畜牧业,日子过得更红火。

有黑必扫,除恶务尽,利剑出鞘,雷霆万钧。

“公安机关坚决亮剑,重拳出击,不仅黑恶势力不见踪影,连地痞混混都收敛不少。”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石棉县栗子坪彝族乡公益村妇联主席毛珍芳表示,当地公安机关经常深入校园,走进乡村开展走访工作,对黑恶势力以及违法犯罪人员形成了强有力震慑,当地群众生活幸福感、安全感更高。

湖北公安机关在过去一年打击处理了一批长期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的村霸、沙霸、石霸。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公安厅法律顾问、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合伙人蔡学恩说:“希望公安机关持续加大扫黑除恶打击力度,坚持力量不减、措施不减、深挖彻查、一抓到底,从源头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严防黑恶势力转型、变异、再抬头,打好扫黑除恶主动仗、攻坚仗、整体仗,不断夺取专项斗争新胜利。”                                               

                                                                      (来源:中国警察网、南宁警方)

追踪 2019-03-13